哲学的进步是辩证的：斯特劳森与当代哲学

又例如，作者总体上同意我用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学的“哲学三重奏”刻画斯特劳森的哲学图像，但又讨论了心灵哲学之于三重奏的兼容性问题，并敏锐地指出，“斯特劳森强调这些分支的主要任务不是说明哲学具体有哪些理论分支，而是要强调各个分支在服务于哲学总任务时的统一性和有效性。换言之，他认为每一个分支都以不同方式反映概念图式的基本结构，而且，认识论、本体论和逻辑学是哲学最重要的三个分支，在这个意义上，将其当作“三重奏”也无不妥”。这就不但是对斯特劳森哲学的准确刻画，对于一般的哲学研究者对于哲学范型的学习和思考更不无启迪；

虽然我与作者曾自卫并不认识，但是面对这部沉甸甸的论著，却难免心起微澜，并有一种把晤久别之故人的感觉。我知道这固然主要是因为近三十年前，我曾在杭州大学与斯特劳森的著作朝夕相伴了近三年，最后草就了一篇题为《描述的形而上学及其限制——彼得·斯特劳森哲学引论》（正式出版时改题《概念图式与形而上学》），这可能是国内第一部以斯特劳森为论主的博士论文——按照我们那个年代的西学研究水准，人们（也经常包括第一人称的作者自己）就会宣称“这填补了国内研究的某项空白“云云”。

当年我读《纯粹理性批判》韦卓民先生译本时，每苦于韦先生遗译初版本整理和印刷之误，“相形之下”，曾著作为遗著，在其生前友好的倾力支持下，总体编校质量很高，虽然也不乏一些小小的失误，仅举一例，第五十五页文献综述中提及罗蒂早年的文章《斯特劳森的客观性论证》，却将其印作《斯特劳森的客观性论证，形而上学述评》，这显然是罗蒂的文章所发表的刊物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被误译为中文后窜入罗蒂文章标题所造成的。

撰文丨应奇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由《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引出的关于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作者不但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转向“不是哲学立场的彻底转向，只是在方法论层面用自然主义代替了先验论证。如果这称得上“转向”的话，也只是一种有原则的、局部的理论倒退。形而上学大厦并未因此倾覆，而是在极具张力的理论平衡中得以有效存续”；而且有这样细致的分析和澄清：“斯特劳森的先验论证与自然主义作为论证手段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一方面，斯特劳森不要求绝对的、普遍的，外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客观性，为之服务的先验论证也不是根据“纯粹理性”的超验论证；另一方面，自然主义不是无底线的“救急原则”，而是对包括人类理性在内的“人性”的普遍认可”。

我在其他场合曾经说过，自己对这篇论文其实并不满意，但是我当然并没有说，从那时的情况看，似乎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或者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全力。无论如何，在时隔多年后，看到在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个论题上的一篇无论从体量还是深度上都全方位地超过自己的博士论文，我的心情虽稍微有些复杂，但是总体上无疑仍是十分欣慰的，虽然这并不只是因为自己的工作也在作者那里也得到了“恰当”评价：“《概念图式与形而上学》对斯特劳森哲学的基本方法、主题、布局、特点、斯特劳森-罗素之争、斯特劳森-奎因之争等问题做了精细梳理，从研究方法和基本论域等方面奠定了此后国内斯特劳森研究的解读模式”。

在《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因缘》一文中，我曾经说，“斯特劳森哲学的温和、保守色彩在以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为特征和以求新求变而且是全变、速变为尚的二十世纪也许是颇有些不合时宜的”；我还在那里引用了斯特劳森的三句话，一是“即使没有新的真理有待发现，至少还有许多旧的真理有待于重新发现”；二是“哲学的进步是辩证的，其辩证性就在于，我们希望以一些新的、改进了的形式回归到古老的洞见”；三是“一个哲学家除非用他那个时代的术语去重新思考他的先驱者的思想，他就不能理解他的先驱者。康德、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最伟大的哲学家的显著特征，正在于他们比其他哲学家更多地致力于这种重新思考”。在那篇文章中，我引申和发挥斯特劳森在《怀疑主义与自然主义》中的哲学洞见而指出，“正如怀疑总是依赖于不容怀疑的东西，共同体的维系和生活的意义正依赖于保守、守护我们的共同体和我们的生活中值得保守和守护的东西”。在曾自卫选择以斯特劳森哲学作为研究对象时，他也清醒而敏锐地意识到，“对比现象学、存在主义、诠释学、逻辑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等新老“显学”，以牛津学派为代表的日常语言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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