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根基作用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般把“辩”作为中国逻辑的对象，解为论辩、辩学等，即使出现了“辨”，也作通假字解，基本上不作区分。按照一般的理解，逻辑主要是思维活动与过程，而论辩则更多地表现为语言及其他相关的活动与过程，所以，以论辩为主的这部分学说还不能构成中国逻辑的主体内容。如果将“辩”解为“辨”，则不仅包括了言谈辩说的语言活动，也可以扩展到人的思维活动和认识活动，“辨”就与先秦时期察实、辨物而度类的思维活动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也与不同阶段中国哲学讨论的相关主题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了。

(作者:翟锦程，系南开大学哲学院院长、教授)

如果我们以“辨”取代“辩”，那该如何来重新理解中国的逻辑呢?在此，以最为经典的墨家之“辩”为例:“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对这段话理解的关键是如何解释“辩”。如果将其解为论辩、辩说，那么，“辩”所涉及的六项任务仅仅依靠“辩”是不能完全实现的。吴毓江所撰《墨子校注》中有“‘辩'，陆本、茅本作‘辨'”之说。如果将“辩”解为“辨”，则不仅包括了言谈辩说的语言活动，也可以扩展到人的思维活动和认识活动。“辨”就与察实、辨物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这样，以正名为核心，“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可解为:用名来模拟实，用辞来表达名的意义，用说来解释名具有这种意义的根据。辨的目的是“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探究万物之本然，对各家之言作出评判;辨的方法“以类取，以类予”，就是分类和归类，是一个完整的正名过程，而不是与西方传统逻辑的概念、判断、推理作简单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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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设有“谈辩”一科，主张“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同时，墨家也把“辩乎言谈”看作是“贤良之士”的基本条件。但与荀子不同，墨家却主张，“辩，争彼也。辩胜，当也”，辩则争胜。

三是作为文化思潮的中国逻辑。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诸子对此都有各自的贡献，折射出了各家各派的价值观念，体现了各自的文化特性。尽管各家价值观念不同，但其取向基本一致，即以天下为己任。这些价值观念在思维方式上体现出了共同性的特点，即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以类同类异为基础，以推类为基本方法，来思考和探究天地万物、人间万事。

先秦时期，中国逻辑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正名”，也就是在名实关系的基础是察实、分物而归类，实现对名的正确认识。在这一点上，先秦诸子体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虽然诸子的思想主张不尽相同，但对正名基础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都以“辨同异”为出发点。韩非有“省同异”，荀子有“辨同异”，墨家有“明同异”，等等，都是以辨明同异为基础，来达到正名。

同样，对荀子《正名》的解读，也有类似的问题，荀子提出:“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经理也。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过去是对应于西方逻辑将名、辞、辨说解读为概念、判断、推理，简单地将“辨”解为与“辩”通假，而忽略了辨说与心、道的关系，没有将“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对辨类、正名的作用作出更深入的探讨。

哲学的发展离不开逻辑的支撑与论证

诸子在阐述各自思想学说的过程中，往往引述《尚书》《诗经》等有关史料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从同一史料出发引发出不同的主张。这就要求诸子采用言谈辩说的方法去阐发和论证自己的观点，批判和反驳他人的主张。

中国逻辑是在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这一特定的思想生态中发生和成长起来的，脱离开这个思想生态我们就无从讨论中国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支撑中国传统哲学发展和演变的中国逻辑，并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借助西方传统逻辑教学体系整理而得到的“名辩学”。因此，需要我们从逻辑与哲学关系的角度重新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逻辑。

文章来源：《世界哲学》 网址: http://www.sjzxzzs.cn/zonghexinwen/2022/0823/71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