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在中国哲学发展中的根基作用(2)

二是作为哲学思潮的中国逻辑。先秦诸子在探讨名实关系过程中，涉及了万物起源问题。中西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表达有着本质的差异，这种差异也直接影响了两种逻辑的发展走向。另外，先秦时期诸子讨论的一些问题，如名言、指物问题等，都是与逻辑相关的、属于哲学层面的问题;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推进了经学向玄学的转变，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哲学与逻辑的主题之一。

由上可知，中国逻辑作为学术思潮、哲学思潮和文化思潮，在推动哲学发展中具有根基性的作用。作为学术思潮，体现了中国哲学的方法内容;作为哲学思潮，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观念和思维方式;作为文化思潮，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取向。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补互动，构成了中国逻辑的总体特征。

【来源:光明日报】

诸子的基本认识说明，“辩”明显带有各家的政治立场和思想倾向，并不是具有一般性的逻辑论证工具，而是带有表达和阐发各自主张的论辩术。

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从先秦一直持续到清末。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演进相伴，其背后必然有对中国哲学发展起到根基作用的逻辑论证，所以，中国逻辑也有着相应的发展进程。因此，我们需要依据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生态来认识中国逻辑论证的思想特质，而不是“比附”于外来的逻辑来挖掘中国逻辑。

中国逻辑的文化属性

作为“谈说之术”的中国之“辩”

依据中国传统思想生态，中国逻辑的思想特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韩非子认为，辩是不法、无法或空洞、无实际功用的言论与谈说。视之为“流行之辞”。辩说流行对建立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有直接的危害，具体来说，辩说流行可以使人疑法、坏主、乱世，甚至亡国。因此，对这些“淫辞”“辩说”必须加以铲除。

一是作为学术思潮的中国逻辑。中国逻辑论证作为学术思潮是以认识方法的形态出现的。先秦诸子都无一例外地讨论了与名相关的各种问题。诸子以“正名”为己任，基于类的同异关系，提出“推类”“度类”等方法，体现了中国逻辑论证作为一种工具，具有普遍性的特点。

逻辑是具有工具性的论证科学。古希腊逻辑、印度逻辑(因明)和中国逻辑(一般称为“名辩学”)被誉为世界古代逻辑的三大源流。逻辑是哲学的基础与根基，不同的哲学传统有不同的逻辑作为论证工具。西方哲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始终有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作为不同形态哲学的论证工具;因明作为印度“五明”知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内明的论证工具。中国传统哲学从先秦一直持续发展到清末，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思想形态，因此，与中国传统哲学演进相伴，其背后必然有对中国哲学发展起到根基作用的逻辑论证。

诸子对“辩”的态度是不完全一样的。孟子在“距扬、墨”的过程中，虽不愿辩，但也不得不使用“辩”这种方式--“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荀子认为辩是君子的一个基本条件，明确提出，“君子必辩”。他认为，辩的目的不是争胜，而是教化礼义、“接人用抴”(用桨引人上船)的“兼术”。

近代诸多学者尽管意识到了哲学与逻辑之间的密切关系，但他们提出的中国哲学在不同阶段受不同逻辑影响的看法似乎难以成立。他们认为，先古至秦为名学或辩学，是中国自有的逻辑;汉至明末为印度因明，是从印度传入的;明末至清初则为西方逻辑，是从西方传入的。从历史上看，虽然印度因明在中国有所流传和发展，但对汉至明的中国哲学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全局性的影响;西方逻辑在明末至清初第一次传入中国，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联系，更谈不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和论证。

“辩”，如果作为具有论证的工具，应该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辩”作为语言及其他相关的活动与过程，有其特殊的产生背景。商周时期，“学在官府”，士阶层还没有独立存在的条件。春秋时期，诸侯国养士之风盛行，私学开始出现，其中以儒、墨两家最为活跃，被誉为“显学”。各诸侯国也争相礼贤下士，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提供了人才基础。

作为“明同异”的中国之“辨”

世界古代三大文明体系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知识体系演进，逻辑在各自的知识体系中起到论证与根基作用。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形成了其独特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进一步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文章来源：《世界哲学》 网址: http://www.sjzxzzs.cn/zonghexinwen/2022/0823/718.html